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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疑古风潮”与李济西阴村发掘

中国自古有金石学或器物学，没有考古学。现代考古学从西方输入的标志是安特生（1874-1960）的仰韶村地质调查（1921），而中国人的独立考古，始于李济山西西阴村田野发掘（1926）。王国维曾对清华学生作《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演讲，例举了当时“五大发现”，即殷墟甲骨、西域汉简、敦煌卷轴、内阁大库档案和中国境内古外族遗文。令王国维不安的是，他与罗振玉的“罗王之学”，正是凭籍这些出土新发现，用自创的“二重证据法”互为嵇证，而独发机杼。尴尬的是，除了甲骨文字和内阁大库档案，其余发现皆与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西域探险有染。这些位居“汉学重镇”的西方学者，对“地下材料”的研究方法远比国内高明，很快又著书传入国内，成了他研读敦煌学和蒙元史的参考材料。而顾颉刚受“五四”风潮影响发起“疑古辩伪”运动，从疑古书到疑伪史破道统。因缺乏考古新考信，疑至最后，几乎将上古史变为真空。只能赴河南新郑和郑州考察遗迹，对周代前文化悻然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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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考古学如何助推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用新材料和新方法，让史前中国从神话传说、文献记载和“文明西来说”中破壳而出，已成当时学界居耻发问的议题。傅斯年与顾颉刚由此思考“从疑古到重建国史”的突破门径。

所以，当李济和曾参与仰韶发掘的地质学家袁复礼，于1927年初，押运76箱西阴村出土器物，分装9辆大车，一路风尘返回清华时，教务长梅贻琦与国学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自然欣喜地齐聚一堂，开箱探物，听他用国外学来的新方法，作中国考古的首次学术汇报。

西阴村遗址是李济寻访夏代陵墓途中发现的，因为《史记》讲到的尧舜禹都城，都在这一带。学生戴家祥回忆，王国维听了介绍，也主张找一个有历史根据的地方，一层层掘下去。当助教用盘子托出半个被切割的蚕茧，见有人问及切割工具，王国维来了兴致，以加拿大明义士之言解释道：“牛骨和龟甲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济含笑取出一石英碎片，告知用这即可切割。而茶话会高潮，是陈寅恪提请李济弹奏一阕古琴助兴。

李济1896年6月生于湖北钟祥一个书香之门，1923年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回国后先任教南开大学，经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由校长曹云祥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兼考古学陈列室主任。梁启超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对李济有提携之功。为这次清华大学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考古，两度去信阎锡山请求庇护，还在当晚给远在哈佛攻读考古学的梁思永（1904-1954），用毛笔写下两千多字家书，要他暑期回清华做助教，协助李济整理西阴村发掘陶片。

二、傅斯年“新史学之路”的方法与目标

清华国学院因王国维自沉，梁启超病危，至1928年已难以支撑。傅斯年看准中央研究院成立契机，以创建“科学的东方学中心在中国”的新史学设想，游说蔡元培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他发现自己半年前创建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均为“本土派”国学家，都没有留学背景，在方法上难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精心罗致清华“西洋派”三大导师——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出任史语所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主任，将刚起步的中国考古，从仅凭学院与国外合作的民间状态，一跃为国家级研究院的一门独立学科。傅斯年超越学林之处的是，他更像法国年鉴派创始人费夫尔，集学术、组织、鉴赏力与霸气于一身，为一个动荡而资源匮乏的时代，留下一份制度性的遗业。

陈寅恪对将“东方学的正统”，从柏林、巴黎移师中国颇为心动。所谓“东方学”，本质上是指“以语言学之立点，解决哲学史之问题”。它不仅含“汉学”，还包括古代中国四域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即所谓“虏学”。所以当时的东方学并非中国固有学问，而是西学的组成部分。无论研究范围还是方法门径，都是西洋学人的拿手好戏。陈寅恪为探寻这门绝学，从东京至哈佛，最后选择柏林大学苦修四年，熟练掌握了二十多种异族域外语言。他作为中国的东方学首席，并非追随西人后尘亦步亦趋，而是扬长避短，发挥汉文典籍熟悉优势，在中西之间寻求主攻方向。他精心为史语所历史组制定研究标准：以商周遗物，甲骨、金石、陶瓦等，为研究上古史对象；以敦煌及其他中亚近年出现材料，为研究中古史对象；以内阁大库档案，为研究近代史对象。

傅斯年追随德国兰克学派的历史语言学，兰克史学相信历史学依靠证据可以还原真相。而用现代考古学搜集可靠证据甄选、考订史料，则是傅氏重建科学的史学之出发点。他将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和乾嘉考据学相结合，在创办史语所《工作旨趣》中提示新方法，明确新目标：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学，任务是发掘新材料，使用新工具，研究新问题。要把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做得像地质学、生物学一样客观和精确。

可以说，新史学风气下成长的中国考古，一开始就担负起历史重建的使命。史语所的“史”，是用西方汉学家的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改造中国的经史之学、史地之学。而心理学和人类学出身的李济，其博士论文是《中国民族的形成》，副标题为“一个人类学的探讨”。他提倡用人体测量方法研究民族起源和流变，注重多学科分析考古资料。一生的学术志向聚焦两大课题，即从根本上解释“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原始阶段，以及形成的主动力量”。

当时北大的马衡，曾投书加盟考古之列，被傅斯年拒之。他选择李济为同道，主持中国考古和殷墟发掘，是看重他的学术视野和抱负，那种“欧洲人所能我亦能之”的耿介之志和科学精神。而这一选择，则是事关中国百年考古学术取向的关键之策。

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与殷墟考古

殷墟考古自1928年至1937年抗战中止，由董作宾（1895-1963）试掘，李济担纲，并与梁思永学术主持，历经十五次田野发掘。董作宾作为金石学家，毕业于北大国学门，却和当时考古队员一样，不懂田野作业。他全力寻找带字甲骨卜辞，忽视了其他材料和地层关系。误将一个头骨当和尚头埋了回去，引为笑传。

这种遗憾同样发生在安特生的几次发掘，他是探矿的大地质学家，并不擅长考古文化层与器物的辨识，将仰韶与龙山的土层混在一起，当作并列的文化期。以此推论，还把甘肃青海整个文化序列搞反了，误导了考古界数十年。

所以，李济和梁思永的当务之急，就是先普及西方学来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原理，统一殷墟的田野作业方法。“考古学好像一辆马车，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它的两个轮子，考古文化谱系研究是它的车舆，驾车而行的是人（李零语）。”地层学是用来分析考古文化层的叠压和打破关系，如何认土找边划地层，在探方中就要进行。而类型学不同，它是靠发掘记录、提取标本，回到室内进行分类、分型、分式和分期研究。通过多学科会诊和“理论阐释”，形成考古报告，供学界分享。

考古方法突破可见殷墟的第四次发掘，李济用“卷地毯”方法，划分五个区域，投入大量人力。梁思永作为中国首位考古学硕士，在主持第五区域发掘中，用“三叠层”的地层学思考，从不同土色，发现了仰韶、龙山、殷商的先后历史关系，为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找到了破解地层学文化层的一把钥匙。

李济及时推广“四个步骤”发掘法，即“先作点的探找，次作线的观察，再作面的揭开，最后至体的发掘”。实行规范化的记录、清理和研究制度，至第十一次发掘开始，殷墟考古进入一个最为活跃的阶段。有“安阳十兄弟”谑称的石璋如（老二）、尹达（老四）、尹焕章（老五）、高去寻（老九）等，先后独立担起大任。李济率董作宾、梁思永及考古组，全力投入“这一推进历史知识最前线的发掘行列（李济语）”。

安阳发掘的一系列报告，让中研院史语所成为热点。1931年2月，李济在南京主持“河南殷墟和山东龙山遗址发掘成绩展览”，蒋氏夫妇率政要悉数观展，学界开始认可殷商为“信史”。汉学家伯希和还致电蔡元培，高度评价李济《安阳殷墟发掘报告》学术价值，提议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将年度汉学界“儒莲奖”授于史语所。

1935年5月22日，正在工地实习的清华学生夏鼐，在日记中写下傅斯年陪同伯希和考察盛况。同行有徐中舒、闻一多和陈梦家一众名流，现场为梁思永主持。面对如此宏大的王陵，排列整齐的1000多个小墓及大量精美灿烂的青铜器，伯希和不断惊叹和赞美。此行引发媒体和西方考古界关注，评价殷墟考古规模和价值不亚于庞培古城和特洛伊的发掘，确立起殷商文明居于东亚有文字之首的共识。

中国考古由李济、梁思永开辟草莱，建规立制，实乃幸事。他们与随后留英读博的吴金鼎、夏鼐、曾昭燏一样，居国际学术前沿，受顶级名师训练，有国外考古经历，以当时最先进的理论方法，引领了考古中国化的学术进程。如李济在哈佛师从虎藤、托策和狄克森，学习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人种学。在暑期随虎藤开箱、洗涮、整理了五百个埃及人头骨。以论文《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引起罗素关注，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大段引证评价李济对中国语言研究的见解。梁思永曾参与印第安人遗址发掘，又攻读东亚考古，写出《远东考古的若干问题》。而吴金鼎留学前就参与城子崖和殷墟发掘，又随英国埃及学泰斗彼特里在巴勒斯坦考古。夏鼐求师柴尔德未果，却从惠勒学到最为先进的田野发掘方法，又远赴埃及考古，以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进入埃及学研究行列。

布罗代尔在《论历史》中的名言，概括了一战后中国等新兴国家自证其正当性的民族主义倾向。“人是历史的囚徒，其中一个特征，就是恺撒和他的士兵，共享一种集体心态（心态习性）。”

李济爱国而不狭隘，他不像傅斯年一路激奋，更愿以人类学派的古史家自况。他很早就讲清了考古与史学，传统与“重建”的关系，可以说是傅斯年新史学理论的实践者。他说：“田野考古者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给史学家采用。（李济，1936；《选集》53页）”

他认为田野考古者和狭义的史学家（传统文献学和金石学家），只有分工不同，其追求历史重建的终极目标则无异，两者结合即是广义的历史学。他曾和鲁迅同赴西安讲学，互赠礼物。与鲁迅和陈寅恪探讨他写的《俯身葬》，还出任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副主席，强调考古的学术独立，警惕将史学沦为政客的工具。

李济的考古视野开阔，他将上古史和殷墟材料，放在环太平洋的区域背景考察。试图说明和阐述整个时空内人类生存物质和文化的异同现象。如马拉战车与西亚、中亚的传播交流关系，安阳出土的铜矛，与爱尔兰青铜时代制品为何有相似之处？晚期弟子许倬云看得真切，评价老师：“由于全人类是他研究的背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可以真正做到不偏不倚，诚实地追寻古史中最可能接近真相的面目，不受偏见的蔽固。”

当时的中国考古，以中研院史语所为国家队，还有北平研究院史学所的徐旭生（1888-1976）和苏秉琦（1909-1997），在陕西从事周代斗鸡台考古。北研院缺乏田野经验，徐旭生特地前往安阳学习，参观董作宾主持的第九次发掘。并由董推荐雇佣两名得力技工，进行了三次发掘。

抗战爆发，时局动荡，东南半壁沦入敌手。李济率考古组在迁徙中坚持大后方考古，先后派吴金鼎、曾昭燏发掘云南大理、苍洱地区的古代遗址。吴金鼎与夏鼐发掘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又在河西走廊和关中地区调查发掘，获得大量考古资料。而北平研究院史学所的徐旭生，受顾颉刚“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刺激，也在1941年写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通过对古典文献的系统梳理，首次构建了盘庚迁殷之前的上古历史框架，并提出“民族多元，文化多元”的史前时代理论。四十年后，他的学生苏秉琦将之发展为“六大区系文化类型说”，遂成一时显学。

史语所的李庄六年，傅斯年竭尽全力维持最低生存条件。见梁思永病危，急请朱家骅转陈布雷，动用最高层特批两万元救命。而李济强忍两个女儿先后无药而亡之悲痛，率众人将殷墟发掘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他布置年轻研究人员，把历次所得陶器标本，用原件四分之一比例逐一绘图怕照。他不厌其烦地分析陶器典型标本和整套田野记录，观察形制、花纹以及器物间的关系和制作方法，最后落脚到完整器（包括修复）各类标本的演进及分类，甚至近乎神经质地与同事商讨、争论。在李庄，他的“殷墟陶器分类”和董作宾的“殷历谱”，以及梁思永的“侯家庄西北岗考古报告”，是同仁见面必谈的三大难题。这种执迷颇像爱因斯坦所言：“不是我聪明，只是我与问题周旋得比较久。”

被钱玄同列为“甲骨四堂”的董作宾，以八次殷墟考古的经历，改变了旧式古器物学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时代。当时的古文字家唐兰有“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之说。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1892-1978）正是读到董氏《大龟四版考释》凿破鸿蒙，写信求助傅、李、董，最后由董作宾寄赐《新获卜辞拓片》和刚完稿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于1933年在日本出版《卜辞通纂》而名世。

为助董作宾撰写七十万言的《殷历谱》，傅斯年特批从重庆买来一盏煤油灯和一皮桶“洋油”供他开夜车专用。董作宾积十年之力，于1945年春完成甲骨文史里程碑式鸿篇巨作。他运用现代天文学关于日月食的新方法，把甲骨文卜辞按占卜日期排列分析，整理出商王在规定日程祭祀先王先妣的“五种祀典”制度，对甲骨文断代和礼制研究提出新的见解。《殷历谱》经陈寅恪考证修订后由傅斯年作序，因经费短缺，石印二百册。陈寅恪以惊喜之情致信董氏：“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

此书获重庆政府嘉奖令，以彰显抗战中我国学者的不屈意志和学术贡献。

四、郭沫若对史语所学人的温情一瞥

1946年秋，郭沫若在《文汇报》发表《南京印象》，记叙了他作为第三方代表赴南京参会顺访史语所的观感。那天下午他被引导上楼，迎面走来的正是打赤膊、手拿蒲葵扇的傅斯年。见他“孩子味的天真的笑，很有点像八仙里面的汉钟离。这不拘形迹的姿态我很喜欢。”傅引他去李济办公室，郭氏眼前一亮：

毕竟搞学问的人又另外是一种味道。济之先生的上身穿的是一件已经变成灰色的白卫生衣，背上和肘拐上都有好几个窟窿。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见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一面，比起那些穿卡其服、拴玻璃带的党国要人，确实是更要发亮一些。

郭沫若此时虽另有“光明的憧憬”，却还是以史家心迹，流露了他对史语所新学人的最后一次敬意。

史语所历经艰苦卓绝二十年努力，先后出版了一批学术精品。陈寅恪迫于战乱和目盲中止东方学进程，推出研究敦煌文献和唐史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还有赵元任等编辑《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劳干《居延汉简考释》、董作宾《殷历谱》等。而李济组织“集团研究”出版《安阳发掘报告》（4册）、《中国考古学报告》（4册）、《城子崖》等考古学成果，不仅将文献信史延伸到商代，佐证了司马迁为代表的古史体系的可信度。还用考古学的新方法，改变了传统史家仅凭文献史料证经补史的学术局限。

如果说梁启超1902年首推新史学讨论，发动晚清史学革命，志在重新厘清“什么是历史”；那么，以史语所成立为标志的五四新史学，重在示范“如何以新材料研究历史”。而由李济奠基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则以科学的手段，实证的态度，借考古材料将历史研究向“广义历史学”拓展，成为新历史书写的重要基石。

李济性不随俗，行不从众，治学严谨，目标宏大，为中国考古先后两个历史时期建立起一整套可操作的学术规范。那一代人研究历史分期的方法，遵循的是世界流行的学术通则。如汤姆森的“三期说”（石器、青铜、铁器三个时期），柴尔德的“二次革命”（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信奉一切凭材料和证据说话，不受庸俗社会学流行语境干扰。

李济一生命运多舛，他为中国考古布局，但终究难御时代为他那一代学人布局。1948年底他奉命押运故宫和安阳文物赴台，唯一的儿子李光谟又于次年从台湾返回上海读书，心向光明投身新中国建设。随着史语所考古组整体迁台，他与母土和亲情从此天隔一方。晚年的李济只能孤寂地研究殷墟遗物，直至最后写下“绝笔春秋”《安阳》一作。

五、夏鼐、苏秉琦的学术贡献与分歧

新中国考古由郑振铎创办中科院考古所开局，梁思永和夏鼐（1910—1985）任副所长另起炉灶。夏鼐实际主持中国考古三十年，面对当时国内只有十几人从事田野作业现状，与梁思永合办四期考古培训班，在北大设考古专业重建学术体系，一手打造了考古的国家队；主持指导二里岗、定陵、长沙马王堆汉墓群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掘，赢得高层信赖和考古界拥趸。他的这段高光时期，被李零谑称为“夏朝”。时望之隆，可见一斑。

李零的《考古笔记》（三联书店2023年版）回顾了夏鼐的读书治学经历，还原了他与傅斯年、李济、梁思永、苏秉琦、张光直等的诸多人事和学术纠葛。夏鼐的求师之路和学术背景实难复制，他自幼学问底子好，博闻强记，对古书很熟。经史子集、金石学，什么都懂。他读清华师从蒋廷黻（1895-1965），以扎实的现代史学底子，作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傅斯年和李济对他一往情深，同为夏鼐学考古的研究生导师，又助他留学英国费心择师，而回国的实习老师则是梁思永。李济待人严苛，却视夏鼐为传灯之人。夏回国不久李济就提拔他为副研究员，让干了多年考古的吴金鼎和“安阳十兄弟”惊羡不已。1947年傅斯年赴美治病一年多，又破格任命他代理史语所所长，成了李济和梁思永的上司。

夏鼐不负重望，1947年，西北考察后撰写《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考订》，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甘肃史前文化应为仰韶早于齐家文化。纠正了被安特生误导的中国史前文化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期文化序列夯实了基础。

1950年10月夏鼐率新成立的考古研究所，赴河南辉县发掘。所内除梁思永抱病留守多数出动。郭宝钧、苏秉琦、石兴邦、安子文等人，亲眼目睹了他成功揭露和复原战国木马车的全过程。当时正数九寒天，滴水成冰，冻土坚硬如石，每天都要用炭火烤化才能下挖。坑内19辆古马车，早已腐朽成灰，仅留木料的空隙，早年殷墟发掘束手无措，均告失败。只见夏鼐采取在埃及考古学来的做法，将石膏液灌进空隙，以保留原来的木质痕迹。再匍匐冻土，用冻裂双手一点一点剔剥土层。经二十多天紧张作业，第一次将古代木马车完整展现。此事引起英国考古大家柴尔德关注，写信向考古学家王振铎请教，并在评述二战后发掘新方法书中提到此例。辉县发掘至今，各地陆续成功复原了许多商周车马坑，夏鼐的田野作业创举功不可没。

李零在书中讲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理论创新风潮中，夏鼐对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的质疑，以及苏门弟子俞伟超（1933-2003）、张忠培（1934-2017）关于“中国考古应是人类学还是历史学取向之争”的公案。引发了中外考古界对中华文明探源课题热议。

夏鼐身居高位，精通外语，熟悉国外考古界新动态，最具建构阐述新理论方法的优势。然夏鼐严谨，严谨得似乎有点像戴面具的政坛人物，习惯于辩证而滴水不漏的表述方式。他主政时有几个特点：一是鉴于定陵发掘教训，不主张主动发掘重要遗址。反复强调“与其乱挖，不如不挖，要挖一定要通过考古所”。二是不主张与国外合作考古，主动叫停李济弟子张光直一手促成的哈佛大学与四川大学联合考古计划。三是一上任就严格区别考古报告与理论分析的界限，恪守傅斯年和李济开创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的学术底线，不主张随便提什么新发现和新理论。翻阅夏鼐主持的《考古》和《考古学报》，发掘简报和报告占了大多数，即使作者在结语写下对材料的阐释发挥，都会被他不讲情面删除。

这种注重科学实证的学风，还体现在他对夏文化的研究上。自1959年徐旭生带队发现二里头遗址，一些学者聚焦于“对号入座”式推想，为把遗址与文献里国族都邑相对应争执不休。学者缪哲透露，夏公生前专门在郑州第四次考古年会时，组织现场考察讨论，留下一句戏谑式名言：“我姓夏，也很希望有夏，可惜材料不说话。”

他在生前学术总结性专著《中国文明的起源》表示：“在考古学的范畴内，我们还没有发现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连接起来。我认为夏文化的探索，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课题。”（此书243页）

有学者感叹，在长期被左倾浮夸学风污染的社科界，夏鼐领导的考古所，真可谓是一股学术清流。

考古界的另一位代表苏秉琦，却以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名重一时。他晚年与夏鼐同一课题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大胆提出夏氏绝不敢言的“两个突破”：

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大中华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他要突破的第一怪圈，直指多年流行的“中原中心论”，也是为他“六大区系类型说”即“满天星斗论”作了铺述。他尖锐地指出：

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葫芦一样，一根根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

而要突破的另一怪圈——社会发展史方面，他列举马恩经典作家论述和被教条禁锢的教训，使人联想起对郭沫若“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质疑。

苏秉琦还追溯“五四”近代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一语中的讲清中国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

如何修？傅斯年讲过一句话：“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意思是修国史要摆脱文献史料的束缚，不拘泥于文献，不是为了证史补史，而是要找到地下实物史料，作为修国史的重要依据。考古学要从史学中独立出来，自立门户，这两句话很像是考古学的“独立宣言”。

苏秉琦没有出国留洋经历，自1952年起一直担任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他擅长琢磨大问题，研究不同区域器物（如陶鬲）型式演化与区系类型谱系的关系，第一次运用考古类型学原理，在1981年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对六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过程做出全局性归纳；将仰韶、龙山、良渚、红山等文化的时空关系转化成一个专家能解，领导易懂的历史框架，激发了全国各地研究本地区系类型文化的热情。

苏秉琦又把精力转向探讨古文明进程这个大课题。受龙山古城、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的启发，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是中华文明起源三个历程；“古国、方国、帝国”是国家形态发展三部曲；“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是国家形成三模式的系列理论阐释，解答了各地考古发掘多年的众多疑惑，迅速被学术界和地方政府接纳。

夏鼐是耿介任气的学界掌门，对苏氏的自行定义一直持批评之态。在回复张忠培高度评价老师的信中，不客气地表示，停留在大胆假设层面的说法，还需质疑和讨论。

而考古界颇为热闹的“俞张之争”，显现了打开国门后学界的求新取向。这自然与张光直力推中外交流，提倡考古国际化的巨大影响有关。

六、考古学文化新旧之争与国际化发展趋势

二十年前读众多海内外学者追念张光直的《四海为家》，我内心满渗出悲凉。又读他自述小传《番薯人的故事》，叹息中写下一则随感《张光直的遗憾》。

张光直（1931-2001）是享誉国际的考古学者，他身居海外，心系故国，以“文化难民和边缘人”自况，深以不能到大陆考古为憾。他祖籍中国台湾，生长于北京，1946年返台后倾心左翼，在国民党镇压“四六学潮”时入狱。后求师李济，受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史语所前辈亲灸。自1955年被李济推荐赴哈佛大学读人类学博士，一直在耶鲁和哈佛两所大学教学，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晚年任中国台湾“中研院”副院长。

李零评价他具备国内同行缺乏的双重背景。一是当年史语所的传统，尤其是李济晚年的学术见解；二是美国新考古学的系统训练，即全球流行的国际视野。他见尼克松访华打破僵局异常兴奋，将研究重点转向中国三代考古。并给郭沫若和夏鼐写信，联系来大陆访问。余英时回忆说，1975年张动员他率美国汉代历史代表团访华，这是想借机促其转变政治立场。

中美建交不到一月，他又致信夏鼐，建议中美合作考古。还向这位大师兄提出到社科院考古所工作，向宿白请求去北大任教，均被婉拒。直至他与童恩正的西南考古计划被夏鼐借《文物法》动用高层关系叫停，仍不改报国初心。他邀请和接待了多位考古名家访美，在打开中外学术天窗、研讨碰撞同时，也第一次系统地向国际考古界，展示了新中国考古的最新进展成果。

余英时又说，张光直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时，“想让史语所考古组扩编独立，目的是为了与大陆合作，又想延揽一位大陆统战部认可的台湾学人入文哲所，作为未来所领导人选。张担心余会阻挠，故意绕开他，让他想起两句诗：‘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张光直与夏鼐同为李济倚重的两大门生，师生三人的坎坷经历和学术跨度，呈现出百年考古的学术历程。他的“两系文明论”“萨满说”“玉器通天说”，以及聚落考古和资源考古理论，对当时中国考古界，尤其是陈星灿等年轻一代影响很大。而考古文化谱系研究，柴尔德是集大成者。张光直的“相同文化圈”理论，暗合了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但他人如其名，谦逊内敛，待人真切，身段放得很底，深受国内同行敬重。

李零说俞伟超哈佛访学回来像变了个人，常对年轻人说：“你们谈考古层次太低，要上升到哲学层面思考。”他在历史博物馆馆长任上，对新思潮的敏感，显然比张忠培时尚，成为新理论方法的倡导者和青年人的精神领袖。我们从“俞张之辩”和张光直、杜正胜先后参与调和的见解，不难看出时代巨变中，中国考古学走向的创新热度。

俞伟超在1992年作《考古学新理解论纲》，提倡美国人类学的“新考古学”。他讲世界考古史通常讲三段，把中国考古定位第二段，正往第三段走。他回顾中国考古学历程，说总奠基人是李济，地层学是梁思永，发掘方法是石璋如，而类型学当推苏公。四人中有苏秉琦，没夏鼐，可见他“扬苏抑夏”立场。他展望二十一世纪前景讲了四大目标：一是在野外考古中，大量引进GIS系统，建立中国化的“考古学地理信息系统”；二是“引进遗传基因研究，建立古代基因实验室，最终解决古文化与人类族群的关系问题”；三是“实现考古学与史学、人类学的重新合一”；四是“实现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建立全人类的文化关系”。

而张忠培这位湖南直性子，连续发文捍卫“传统考古学”。他反对俞把中国考古定位“第二阶段”，反对他用“新考古学”贬低“传统考古学”。认为“传统考古学”的“老三论”仍是考古学最基础也最行之有效的东西。他提倡走苏秉琦“区系类型说”与“文明探源”研究并举，关注社会发展“大历史”和“大政治”的特色之路。还继苏氏国家形态“三部曲”后尘，提出“党国时代”，说这是他一辈子研究的主要心得（李零《考古笔记》404页）。当他获悉刘斌发现良渚古城消息，多次奔赴现场指导，生前联名宿白等给中央写信，为推进良渚古城成功申遗尽了大力。

我发现张光直调停“俞张之争”要温和的多，他内心支持俞伟超，常在课堂提问学生。假设当年选择的不是殷墟而是新石器时代的半坡，培养出的是史前学领域的专家，很可能中国考古会走到人类学领域。如注重生态环境、植物、动物、土壤、气候的研究，注重文明社会怎样产生的动力、生计、机制和全过程变化，就如西方现在的那样。但是，历史不谈假设。张光直从梳理“新考古学”来龙去脉入手，说明国外考古学是多元化探讨，并非“黑白定于一尊”。他小心回避国外同行成见（即受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影响，迷信文献，自行定义，缺乏科学精神），提出当时主流社会能够接受推广的三点建议，即“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

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杜正胜，也一直关注“俞张之争”交锋观点，摆擂台邀请他俩参加1997年的傅斯年汉学讲座。二人待两年后才先后赴台，各说各话。杜正胜对“俞张之争”持另一种看法，他视“新考古学”为“洋教条”，强调五四新史学风气下成长的大陆考古，继承了史语所的务实传统，两者同出傅斯年的“新史学之路”，基调是“历史重建”。同属“历史学取向”，而非“人类学取向”。他对苏秉琦比较重视，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自苏氏区系类型说与课题取向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相结合，中国考古的新时期才算诞生。但苏氏仍然没能讲清整个亚洲的“区系类型”，仍未超越李济以欧亚大陆作为中国考古学基盘的国际视野。

张光直与李济同怀“商丘之梦”。1990年中美合作的“商丘考古”，在徐萍芳任上终于开启。1998年，台湾当局停止向张光直提供经费。2000年春季是最后一次发掘，次年1月3日，在离梦想最近时撒手人寰。张光直无法看到新世纪的一切，却在接受陈星灿访谈时，殷殷嘱托中国考古界：“要敞开心胸，给假说以足够的弹性。给历史搭架子，不要做一个硬邦邦的钢筋水泥般的结论，这会成为进步的绊脚石。”

近读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什么是炒股票融资，在结语有一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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